客观来看，刘向虽喜言五行灾异之说，但其《别录》所汇集的大致还只是各种整理本的提要。随后刘歆删削《别录》而成《七略》，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目录，分门别类，写上大小序言，并提出“九流十家”之说，将他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内，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经尊子卑”。接着，班固通过损益《七略》而撰成《汉志》，则进一步确立了一套以六经和孔子《论语》《孝经》等为核心，以诸子、诗赋等五类知识为辅弼的知识谱系，尊儒经，黜百氏，明示儒经作为常道和一切知识本源的存在价值，也将经子之间源与流的关系彰显无遗。《汉志》这种内含价值判断的经子派分的概念系统，明确给人以经是常道而诸子则是异端，且诸子淆乱道统的历史认知。经学本位的史家班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显然没有遵守史学求真的价值取向，而是选择经学家的儒经正统观念来构筑《汉志》的知识系统，于是各类知识与儒经之间的深浅远近之关系，经由《汉志》明显带有价值判断的次序安排而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