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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农在浮梁县西湖乡桃墅村杨石组高山生态茶园采茶。程万海摄
本报记者沈锡权、高皓亮、赖星
春到江南。
氤氲雾气间，赣北小县浮梁又迎来了一年一度茶市的忙碌。
作为“千年瓷都”景德镇的母体，江西浮梁县以瓷茶名扬四海，被誉为“瓷源茶乡”。然而世人往往只知景德镇，对“大唐茶都”浮梁却知之甚少。不知从何时起，浮梁仿佛销声匿迹般从历史的聚光灯下隐退。
今天我们走进这方水土，触摸历史长河中瓷与茶交融的珍贵记忆，寻觅南中国这颗文化明珠的古风遗韵。
《琵琶行》让“浮梁买茶”名扬千年
浮梁，在唐天宝元年得名。关于县名的由来，据明代学者郭子章解释，“以溪水时泛，民多伐木为梁也，广雅曰造舟谓之浮梁”。而白居易这位大唐“顶流”的诗篇则让浮梁四海扬名。
公元816年的一个秋夜，浔阳江头，流贬至此已一年的江州司马白居易心情沉重，琵琶女漂泊江湖的遭遇令他感同身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挥笔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其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名句，使得浮梁茶叶名声大噪千余年。
白居易贬谪所在地江州（今江西九江），下辖的武宁、修水（唐时称分宁）也盛产茶叶，身为江州官员为何不写武宁、分宁，却要特挑浮梁入诗呢？
“青年时期，白居易就与浮梁有着不解之缘，浮梁在他生命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浮梁县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李新才长期致力于当地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对浮梁境内的历史名人、文化典故、古代建筑等如数家珍。
原来，白居易的大哥白幼文曾在浮梁任主簿，白居易常在家书中尊称其为浮梁大兄。父亲去世后，白居易读书、生活费用都仰仗大哥支持，所以他常常往返于洛阳与浮梁之间。他在《伤远行赋》中写道：“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余负米而还乡。”
公元818年，白幼文病逝，白居易深情地写下《祭浮梁大兄文》，表达对失去兄长的哀痛，颂扬了兄长高尚的品德。
“望县”浮梁因茶而旺
穿过浮梁县古城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广场，由一块块瓷板画汇成的甬道延伸三百余米，诉说着浮梁从公元326年至1960年间的千年岁月。
古城内一座红塔巍峨耸立，是古浮梁的唯一遗物。我们仰望着它，仿佛与历经千年沧桑的灵魂对望，想象着它俯视街巷热闹的市井生活、远处水岸码头的旌旗招展，它也见证过人去楼空、荒草丛生的衰败凋敝……
一部浮梁的兴衰史，也是浮梁茶的沉浮史。
浮梁产茶历史悠久，始于汉、盛于唐。白居易所写《琵琶行》从侧面反映出，早在唐朝年间，浮梁就是古代中国的茶叶贸易市场。当时，商贾富豪云集浮梁，争购茶叶追逐茶利。
据唐宰相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约占当时全国茶税四十万贯的八分之三。同为唐人的王敷在《茶酒论》中这样写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由此可以想象浮梁茶当年的盛况。
此后历经多个朝代，浮梁茶长久不衰。汤显祖在《浮梁县新作讲堂赋》一文中，曾描述浮梁茶：“今夫浮梁之茗，冠于天下，帷清帷馨，系其薄者……”
浮梁县地处赣东北，与周围的皖南、浙西、闽北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土壤和气候特别适合茶树生长，又因昌江之利，水运交通发达。所以，浮梁不仅是古代中国重要的产茶地，还是主要的茶叶集散地。
“浮梁为朝廷贡献了重要的税赋，在当年的经济地位就好比现在的百强县，所以浮梁知县的品级高配为五品，远高于一般的七品。”李新才说。
文化学者胡平在《瓷上中国》一书中对唐宋年间浮梁县的地位亦有描述。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国有县1573个，分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余则以户口多少、富裕程度而定。宋宣和四年（1122年），全国有县1234个，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大抵划分标准与唐相同。并无地理优势而言的浮梁，在唐代列上县，在宋代前移为紧挨京畿的望县。
五品县衙并非浮梁仅有，但是像浮梁一样在千余年时间里延续五品等级的却十分少有。据《浮梁县志》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浮梁县令李嘉瑞更是“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署浮梁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
如今我们看到的浮梁古县衙重修于清道光年间，面积5万余平方米，漫步其中，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威严气派。古县衙墙上的一面展板介绍了从唐至清不同朝代对茶税征收的规定。清朝的茶叶税收，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出口。1886年，茶叶出口占当时清政府外贸总量的80%。在对外贸易中，浮梁所产茶叶，和安徽祁门、东至等县所产红茶因品质相近而统称为祁红。
盛衰无定时，祖业有传人
从清末开始，浮梁历史的笔锋由浓转淡。1911年前后，浮梁县境内的茶商茶号约有200户，1936年，浮梁还有60多家茶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地茶号数量跌入低谷。
20世纪50年代，浮梁红茶经历过一段短暂的黄金时期。当时，国家抽调了茶界泰斗黄崇焘、发酵能手潘国太等人，研发出的一级工夫红茶“孚钉”出口到苏联被确定为“祁红珍品”，至今仍为茶界所称颂。
王永峰是浮梁工夫红茶非遗传承人，师承黄崇焘学习制茶。他一边沏茶一边向我们娓娓道来。1870年左右，红茶制艺开始流传至安徽祁门、江西浮梁等地，浮梁很快成为位居国内前列的少数红茶产销大县之一。其中，浮梁“天祥”茶号所产工夫红茶荣获巴拿马万国和平博览会金奖。
王永峰谈到当年盛极一时的“孚钉”充满自豪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吨“孚钉”红茶可换来数十吨钢材，开创了浮梁与祁门并列特级红茶的时代。
关于“孚钉”名称的由来，王永峰说，以前工人为了节省时间省略了“浮”的偏旁，写成“孚”字；“钉”的“金”字部源于用五行显示茶叶等级，“金”表示最好的等级，“丁”则是第四批次，是当年研制成功后送去上海茶叶进出口总公司茶叶的批次号。
颇为可惜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孚钉”的生产工艺被荒废，许多制茶人改行，“孚钉”在盛极一时后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21世纪初，浮梁部分国营茶厂经济效益下滑，许多工人下岗。
目前，浮梁县有茶企90余家，全县茶叶产量约9000吨，与全国茶叶年产量约290万吨相比，所占比重已微乎其微，但茶叶依然关系到浮梁千家万户的生计。据统计，浮梁县常住人口约28万人，其中茶产业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全县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茶产业。
世代以茶为生的王永峰，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的茶园外出闯荡，开过服装厂、汽车运输队。十多年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他回到家乡，看到曾经盛名在外的茶厂日益凋敝，清明时节最好的茶叶没人要，只能烂在茶农家里无人问津，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楚涌上他的心头。
王永峰想起父亲“家乡不要丢、家腔不要丢、祖业不要丢”的遗言，人活一世除了赚钱，还能做点啥？经过大半年的思想斗争，他萌生了重拾祖业，复兴“孚钉”红茶的想法，于是拜师黄崇焘学习制茶技术转型成为制茶匠人。
经过数年潜心钻研，“孚钉”红茶被重新捡拾恢复，王永峰因此被评为江西省非遗项目“浮梁工夫红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这些年，王永峰常到浮梁各个产茶乡镇举办红茶制作技艺培训班，带动村民发展红茶产业，增加村民收入。
王永峰说，茶叶是有生命的，而且生命还不止一次：长在树上吸取养分、自由生长是一次，采摘、萎凋、揉捻、翻炒或发酵，继而出落成芽叶特有的茶形是一次，最后被懂茶的人冲泡、品饮、欣赏是第三次。今后他要做的是，让更多人了解浮梁茶内涵、推广茶文化，守护好浮梁茶文化由过去到未来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
先有浮梁县，后有景德镇
浮梁县实则是景德镇的母体，直到公元1004年，宋真宗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浮梁县所辖的昌南，这才有了景德的由来。浮梁与景德镇经历过行政隶属互易的历史变迁，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又几经调整，才有了如今模样。
浮梁县城距景德镇不过20分钟车程，但两者个性迥异。浮梁好儒，注重教化，文风鼎盛，古书院遍及各乡镇。清代诗人凌汝绵以“篮舆悄向门前过，十户人家九读书”来形容浮梁尚学重教的浓厚氛围。颜真卿、柳宗元、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诸多文人均曾流连于浮梁山水草木之间，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
景德镇则几乎将全部的精气神都积聚在瓷业之上，鲜有人因著书立说或取得科举功名而闻名。明嘉靖年间，因科甲而入仕的，不过一人而已。胡平认为，与景德镇历史上是一个移民城市不同，浮梁是典型的耕读、农商社会；换一句话说，浮梁人是景德镇真正的原住民。
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景德镇三字因瓷名动天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辖于浮梁县。按照今天的说法，曾经景德镇就是浮梁的一个工业园区，只不过这个园区只做一个产业——陶瓷，且一做就是千年。
陶人，历史上工匠精神的代名词。“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描述，说的不仅仅是景德镇制瓷的分工精细，更见证匠心冶陶：一只普通的杯子有72道工序，炼泥的只炼泥，拉坯的只拉坯，画者画而不染，染者染而不画，很多匠人一生只做一道工序。
每年生产两万件瓷器，挑拣、淘汰后剩下2000多件，淘汰率达80%以上，2007年获准“御窑”商标使用权的御窑工艺传承人向元华认为，这种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和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才是景德镇的根与魂。
“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清朝浮梁县令沈嘉徵的这两句诗广为流传。然而，颇感遗憾的是，历史上把景德镇瓷器卖到世界各地的却以徽商、粤商为主，一如景德镇人士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载：“洋器（海外订单）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
放眼世界，以瓷为媒，今天的瓷都已与全球72个国家的180多个城市建立友好关系。
茶，在滚烫岁月中沉浮；瓷，在炽热窑火中闪耀。茶与瓷的联姻，充盈了古代中国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给劳作于此的人们以生活的希冀，让浮梁这颗文化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漫步在昌江河畔，眺望这座依然在不断生长的城市，我们仿佛看见瓷茶文化的千年底蕴如涓涓溪流汇聚成川，澎湃着从古老走向未来的时代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