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外景。

在党的辉煌历史中，位于北京五四大街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有着特别意义。这座昔日的北京大学教舍，最早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怀着虔诚求问的心情，记者走进了这座五层旧式建筑，追念那段激情的岁月。

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命运的前夜，一批远望俄国十月革命烈火的中国爱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寂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他们相聚北大，积极倡导、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涌现了大量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教育了更多有报国热情的青年学生，星星之火从此燎原，北大校部、图书馆、文科所在地的红楼注定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思想启蒙之地。

复原陈列的北大学生大教室。

北大播火

如今，这座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建筑，在人们的心目中和言谈里，还是更习惯使用熟悉的“北大红楼”这个名字。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大红楼目前正在闭馆布展。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马海亭告诉记者：“这里是见证党史的重要场所，我们将组织丰富的展览内容带给广大观众。”

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旅法归来执掌北大，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教育方针。“北大的改革，自文科起”，他赞同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观点，力排众议聘请其担任文科学长，同时建议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陈独秀主持的北大文科，不同学术思想可以相互争鸣。在蔡元培的安排下，李大钊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刘半农、陈垣、杨昌济、徐悲鸿等，以及在北大工作多年的钱玄同、沈尹默等新派人物，在北大形成了革新力量，奠定了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师资基础。

2021年初，时值隆冬，五四大街上，包裹着厚实羽绒服的行人步履匆匆，但是路过红楼，常有人频频回头凝望。

也是在冬季，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进红楼。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这种外国人的理论能在北京这座城市站住脚跟并迅速影响全国？有党史专家分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办公地北京是中国政治最敏感的地方，二是北京汇集了一群立志改变社会现状的革命者。

李大钊是第一个在中国大地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火炬的先进知识分子。他把光明带进了封闭、落后、蒙昧的旧中国。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李大钊也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之一。1919年，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一期和其后的6卷6号上，连载了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他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他也被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精神领袖。

今天，翻开一页页泛黄的《新青年》，书页沙沙间可见李大钊逐渐从一名民主主义者演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空前繁荣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成为进步学者传播信仰的武器。当时除了《新青年》杂志外，还有1918年12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红楼二层文科学长室创刊的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每周评论》。在这张4开4版的报纸上，陈独秀于五四运动前夕，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认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复原陈列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室。

青春激荡

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时，购入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北大师生都把图书馆当作进步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青年学生谈论的主要话题。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是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的汇集之地，经常组织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辩论。在李大钊影响下，北大一批进步学生的思想有了显著改变，他们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籍。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秘密状态下成立，实际上成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其成员都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人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

青年毛泽东就在这个时期两度来到北大红楼，开始接受先进的知识和思想，为中国“寻找出路”。1918年9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把他介绍给李大钊，后者将其安排在图书馆做助理员工作。好学的毛泽东常到红楼教室旁听，还成为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的新闻学研究会早期积极会员之一。同时，毛泽东参加哲学研究会，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中西方观念之间有时候互相支撑，有时候互相驳难，让毛泽东既迷惑又为之深深吸引。后来，我们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可以读到，毛泽东正是在李大钊手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各类社团开拓了学生的眼界，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在新思潮影响下，他们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生力军。他们不仅在校园中成长，还走出校园影响着社会。1919年3月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是由北大学生发起的一个重要社团，邓中夏是该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们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采用露天演说的方式，宣讲民主自治，普及科学知识，提倡文化学习。日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就是因为邓中夏等人通过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打下了基础，先进青年学生也由此获得了联系工农群众的初步经验。

观众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拍照留念。

相约建党

2009年以来，北大红楼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红色地标之一，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观众前来寻根访源。为满足观众需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着重突出革命旧址类博物馆的展示特色，从打造人文环境、增强生活气息、营造真实历史氛围等方面，使旧址原貌和陈列展览相协调。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拘捕，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去天津，二人在途中相约于上海、北京分别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南陈北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同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根据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当时在北大红楼向李大钊等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各项政策、法令，使中国学生看到了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不久之后，维经斯基启程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临行前，李大钊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再次在图书馆主任室召开会议，维经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

几个月后，待红楼布展完成重新开放之日，我们还能再一次通过与当年相同的陈设穿越回1920年的秋天。那年10月，在那间图书馆主任室中，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在这间办公室里，又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随后，这个团体又发展了一些成员，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北京的早期党组织已经有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十几名成员，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决定从秘密走向公开，在社会上取得合法地位。为此，罗章龙说服蔡元培在1922年2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作为目的”，对马克思派学说有兴趣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成为会员。在罗章龙的组织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在1922年统计的100多名会员中，就有25名工人。

百年沧桑。当我们凝望北大红楼这座红砖红瓦的建筑，胸中激荡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热流。她宛如一座历史丰碑，永远高举着“进步”“民主”的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照亮无数后辈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敖 蓉）

北大红楼的红色记忆

在故宫博物院的东北方向，有一座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近代建筑。与故宫的繁华、景山的热闹相比，位于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显得格外安静。

自1918年落成伊始，北大红楼就与中国命运的走向息息相关。100多年前，这里激荡出的思想火花汇聚成风雷，掀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每到“七一”党的生日，很多党员都会来红楼重温入党誓词。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提供

红色火种在这里孕育

拾级而上，红楼的内部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格局。左右两侧幽长的走廊上，分布着文科事务室、阅览室、大教室、书库等场所。步行至一层东南角，便是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

抬眼望去，当年李大钊工作的情景历历在目。一排书柜紧靠在北面墙角，对面的鱼尾挂钟不紧不慢，桌上的吸墨船好似还在晃动，一支毛笔浅浅地搁在笔架上，它的墨迹仿佛还未干透……正是在这张桌前，李大钊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坚信“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在纪念馆内，至今还保留着一份珍贵的答卷。答题的考生是1923年北大政治系学生马昌民，试题内容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李大钊为这份答卷给出了“玖拾伍分”的高分。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秦素银对这段历史做了详细考证。“从1920年10月起，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系、政治学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这份试卷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

这间不算宽敞的办公室，更见证了北京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1920年3月，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建党问题。10月，李大钊在此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共产党小组”，他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年底，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如果说召开中共一大的上海市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马海亭动容地说。

青年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康琼艳摄

红色理想在这里萌芽

图书馆主任室的隔壁是登录室，负责登记新到报刊的年轻人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就是毛泽东。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每个月只有8元的薪资，却拥有极为难得的读书看报的机会，红楼一层西侧的第二阅览室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再往前走几步，便是“学生大教室”了。远远望去，黑板上复原了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时留下的板书，讲台下方是二三十张颇具年代感的木椅。“当年，除正式学生外，北大还有大量旁听生，他们住在红楼附近的公寓或旅店里，教室里常常挤满了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文物资料保管部副主任刘静向记者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可以想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新知识才得以传播，许多新思想才被激发，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在互相支撑、互相驳难中越辩越明。”刘静说。

红色浪潮从这里迸发

1919年5月4日，以北大师生为先锋，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3000多名群情激昂的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横幅飘荡，呼声震天。一则用白话文书写的宣言在游行队伍中迅速传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这则《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正是在红楼诞生。

在红楼一层东北角、与图书馆主任室相隔两个房间的地方，曾是新潮社的所在地。1919年1月，受《新青年》影响，《新潮》杂志破土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刊物。五四前夕，以新潮杂志社为代表的北大学生在这里制作了3000多面旗帜和条幅，参与创办杂志的罗家伦在此起草了《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发出了赤忱的救国呐喊。

秦素银告诉记者：“这则宣言文字浅白、陈辞恳切，是五四当天唯一的印刷品，同学们把传单散发给市民，唤起了人们心中积累已久的国仇家恨，对争取市民的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记载，5月4日上午11点左右，北大红楼敲响了五四运动的钟声。北大学生从《新潮》社取出标语、旗帜、横幅和传单，在北侧操场集合，向天安门开始进发。

学生运动很快就得到工商界的支持。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声援北京学生，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开始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1947年，华北学联将出发的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时过境迁，当年云集着众多热血青年、发出振聋发聩呼号的平地建起了一栋栋新式建筑。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个广场孕育了进步青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求新求变的抗争激情。在后来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无数爱国志士从这里奔向光明，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和骨干。

站在红楼高处眺望，外面的街道车水马龙，红楼里的历史却早已定格。三十年后，在距离红楼不远的天安门城楼上，那位昔日的图书管理员，还是那腔标志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康琼艳）

红色足迹|“饱无堂”旧事

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李大钊曾经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有个雅号，至今被人津津乐道。

当时北大有两个有名的师生聚谈场所，一个是二楼国文教员休息室“群言堂”；一个是一楼图书馆主任室“饱无堂”。北大学生罗家伦回忆说，“群言堂”以南方人为主体，“饱无堂”以北方人为主体。“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下午3点以后，这两个房间人就是满的。”

为何把李大钊的办公场所取名“饱无堂”？明末清初一代儒宗顾亭林先生，在批评当时的北方人时用过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批评南方人，则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于是，学子们便嘻嘻哈哈地命名二楼的教员休息室为“群言堂”，一楼的李大钊办公室为“饱无堂”。这两个名称被文科学长陈独秀听去了，并不生气，反而觉得这一帮学生很有朝气。

李大钊平易近人，他和蔼的态度、清新的思想和热心助人的性格，吸引了众多进步学生出入他的办公室，和他畅谈社会问题。为了进行科学管理，他修改借书规则，实行个人藏书资源共享，成立阅报室，注重外文图书的购藏，将图书馆由半封闭状态变为开放式。每当购置新书，李大钊总愿意拿出来让大家先睹为快，新书遂成为大家讨论的资料。学生博斯年和罗家伦都是“饱无堂”的常客，他们就是在这里酝酿文学革命，对旧制度和旧思想进行抨击，促成了新潮社的成立。

李大钊经常购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在图书馆里指导进步学生针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的放矢地阅读，从而又将被动的借阅图书馆变为主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前沿阵地，成为北大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心。（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敖 蓉）

家人说|“点种”精神代代相传

“他读书非常勤奋用功，领悟能力突出，他当老师学识渊博，平易近人，诲人不倦。”1月16日上午，记者见到了李晓莉。一头干练的中发，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说到李大钊，眼神里满是崇敬。她便是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的孙女。

仔细翻看李大钊的生平，你会发现，读书这件事在李大钊的生命中占据了不小的比重。在38岁的人生经历中，李大钊前前后后一共上了20年学，教了10年书。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近几年来，李晓莉陆陆续续看了一些关于李大钊的研究资料。“外曾祖父牺牲的时候，我的祖母只有8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家里的长辈并不经常提及外曾祖父的故事，不觉得外曾祖父的光荣事迹是一种特殊的光环。外曾祖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更多的是通过别人的研究和口述寻找答案。”

“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这是1920年春，李大钊在他筹办的大黑坨小学开学时书写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诠释了李大钊崇高的教育思想和育人理念，传承着发展教育振兴中华的家国情怀。

18年后，在李大钊的影响下，19岁的李炎华来到这所父亲亲手创建的学校，做起了小学老师。李晓莉告诉记者：“祖母在家乡小学任教期间，一边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一边教孩子和村民唱歌宣传抗日。”在这里，李炎华一直工作了近10年。

在父亲的精神指引下，李大钊的幼子李欣华同样选择了教书育人。1954年，李欣华放弃了在机关单位的工作机会，主动要求到门头沟矿区任教，直到1989年逝世。而在七十年前，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也是在门头沟矿区开展了大量工人运动的调查。

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度暑假。亲戚问他：“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笑着说：“点种。”亲戚感到奇怪，又问：“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要点什么种？”李大钊说：“我点的是不一样的种。”这样一番意味深长而又不失幽默的对白，直到多年以后，大家才明白：原来李大钊点的是革命的种，是共产主义的种。

1984年李大钊的外孙李军服从上级组织调配从中国矿业学院到四川参与筹建成都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他做起事来既有原则又讲艺术，既有思路又真抓实干，有一股老一代的拼劲。”然而，繁重的工作让李军积劳成疾，56岁英年早逝。

今天，李大钊点下的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当年，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微芒，为了“青春中华”的理想，他不惜“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为无数青年人树立了永久的丰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康琼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