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王权衰微，对诸侯的控制力逐渐衰弱，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现象。当时，礼乐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系贵族社会的运转，只是原来天子才能用的规制被诸侯拿来用了，大夫也跟风用了诸侯才能用的器物。严格来说，这种情况是僭越。

　　晋楚长期争霸，各国不堪其扰

春秋时期，大部分时间内有“两霸”——北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为争夺中间小国的控制权，晋楚两国在中原地区形成了长期拉锯的局面。

公元前638年，郑国成为楚国的附属国。宋国因此伐郑，楚国遂派来救兵，两军在泓水相遇。当时，宋国军队已经在泓水边列阵，楚国军队还没有来得及渡河。但宋襄公仁义，等到楚军过河后才开战，最终战争以宋国失败告终，宋襄公身负重伤，不久病亡。

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32年。对于这场战争，楚国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楚成王不想打，令尹成得臣坚决要打，所以楚成王没有将主力交给成得臣，导致楚国军力实际弱于晋国军队。最终，晋文公获胜，一举奠定了霸业。

因长期的争霸战争，中原小国不堪其扰，晋楚两国也被拖得精疲力竭。于是，老牌诸侯国宋国出来调和。公元前589年和公元前546年，宋国两次邀请各国君主进行和谈，史称“弭兵之会”。

　　政事由私家决定，百姓无所依从

随着天子威权下移以及各国僭越争霸，诸侯的权威也在慢慢消解。

《左传》中记载了晏婴、叔向论季世的故事，季世是末世的意思。我们都听过晏子使楚的故事，但这次的事情发生在晏子出使晋国的时候。

史书记载，齐国曾将少姜嫁到晋国。少姜去世，齐国为了继续婚姻关系，就派晏婴来晋国再度求婚。订婚之后，晏婴接受晋国的宴宾之礼。叔向陪他一起参加宴饮，并交谈起来。

叔向问：“齐国怎么样了？”晏婴回答：“现在是末代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齐国恐怕是陈氏的了。”叔向说：“是的。就是我们晋国的公室，现在也到了末世。兵车没有战马和人驾驭，国卿不率军队；国君的战车左右没有好人才，步兵队伍没有好长官。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个大家族的后人已经沦为低贱的吏役。政事由私家决定，百姓无所依从。”

晏子问：“您打算怎么办？”叔向说：“我听说，公室快要衰微时，它的宗族就像树的枝叶一样首先落下来，公室跟着就衰亡了。我的一宗有十一族，只有羊舌氏一支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没有法度，能够得到善终就是万幸，难道还会指望得到后代的祭祀吗？”

透过晏婴和叔向的这番对话，可以看到齐晋两国的国君、公族和原有的大贵族均已呈现明显的衰颓之势。对比之下，齐国的陈氏以及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则欣欣向荣。

齐国的陈氏就是战国时期的齐国君主，也就是田氏。田和陈实际上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齐国、晋国的大权逐渐被这些新兴的卿大夫宗族掌握，所以后来就发生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重大事件。

其他的中小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郑国有“七穆”，鲁国的国政则长期被“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人)操控。

国君的权力大大衰弱，政令被原本的家臣、卿大夫家族把持。当时，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政出家门”。这些掌握实权的卿大夫、家臣是僭越的主力。

成语“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本是孔子对“三桓”之一季孙氏在家庙中使用八佾的批评。八佾是周代宫廷乐舞制，八人一行为一佾，八佾就是六十四人。跟周天子用九鼎一致，周代礼制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因此，鲁昭公最多可用六佾，可季孙氏故意打破礼制，设置了六十四人的大型舞乐队。故孔子感慨：“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孙氏僭越周天子礼制的严重性在于，不仅周天子，就连国君也已丧失了控制卿大夫、家臣的实力，礼崩乐坏难以避免。之后，中国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