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导师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前提是保障学生“申诉权”。

近日，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教育部在答复中表示，该建议对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有很大启发，下一步将“充分采纳”，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规定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职责。

消息引来热议，有人赞也有人弹。赞同者认为，此举可更有效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严把研究生毕业质量关；但也有人表示担忧：导师一旦掌握了研究生能否毕业的“生杀予夺大权”，会不会引发权力滥用？

近些年，高校研究生与导师关系颇受关注，这主要与部分高校发生的一些负面事件有关。例如，个别学生因无法正常毕业，心情抑郁甚至轻生；另有研究生反映给导师免费打工，被压榨劳动力等。这些都与一些导师的不当言行或多或少有关，而且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高校研究生培养中导师的权责边界到底在哪里？

必须看到，在大学里，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研究生往往相对弱势。在此背景下，如单方面强化导师“自主权”，就难免会出现个别导师额外设置障碍、导致学生毕业延期等问题。换句话说，导师能否运用好这种自主权，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自身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

这就不难理解，舆论为何对导师“扩权”心存担忧。寄希望于“铁打的导师”对每一位“流水的研究生”尽心尽责地培养，同时给予全面、客观的学业评价，有些理想化。

不过，还须看到，我国高校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存在上述导师权力过大的问题，在一些学校和学科，同时也存在着虚置导师权，导致导师自主发挥作用不足的问题。

这一点，在文科研究生培养中更为突出。又尤其是毕业环节，论文选题由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安排专家组负责审核，一些专家对此并不在行，但往往也要信口发表意见，是否通过也是专家投票表决，导师的意见未必能得到尊重。

毕业论文答辩前的审核，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审专家盲评，但论文送到哪位专家手里，都是行政管理部门随机决定，未必能按照论文内容送到真正懂行的专家手中。凡此种种，最后都在所谓“严格统一管理”的名义下虚化了导师应有的权责。

因此，讨论高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权力过大还是过小，其实并不存在统一答案，但总体来看，导师比学生还是要有更多主动权。

要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首先就要明确这种自主权该如何发挥，并建立配套机制防止权力的任性。尤需强调的是，自主权绝对不能简单变成导师的“决定权”甚至“独裁权”。

在现代社会，导师和学生原本是两个平等的权利主体，考虑到在现实层面两者的不对等，教育管理部门在落实导师自主权的同时，也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申诉和救济机制，切实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研究生培养不同于本科生，必须给导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才有利于因材施教进行个性化培养，让每个研究生的潜能充分释放。但这一过程中，也须对一些不良现象高度警惕，要在导师自主权与学生合理诉求表达权方面建立充分平衡。

也就是说，当导师对研究生论文是否通过等事项做出否决时，要在制度上保障学生有申诉并公平仲裁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为落实导师自主权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