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村头菜市场的建设，大到一座城市的精密运转，背后都是一篇治理的文章。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浙江以科技驱动创新“最多跑一地”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用法治思维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疙疙瘩瘩”，将平安作为高水平发展的底线，延伸出构建和谐平安社会的新路径。

　　2020年7月16日，群众在诸暨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综合受理窗口咨询。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化群众智慧为群治力量

　　在太湖南岸的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28位女企业家组成的“平安大姐”工作室是当地纠纷调解的金名片。发起人徐维丽来自辽宁省海城市，2003年来到织里镇经营童装，把织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2017年底，织里一家服装厂负责人跑路引发集体讨薪，多亏“平安大姐”及时介入化解矛盾，确保了工人们回家过年。“这些年我在织里赚了钱，口袋富了，总想着为这片土地做点贡献。”徐维丽说。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的“平安大姐”在工作室外合影（摄于2018年10月25日）。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平安大姐”工作室只是浙江推进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建设的一个缩影。在浙江，依靠群众并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共识。浙江全省社会组织从2007年的2.4万个增加到2018年的5.5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位居全国前列。

　　40年的发展让毛衫成为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的富民产业，也让这个小镇成为南来北往的集散地。“小时候家里住的是草棚，现在社区家家户户住新房。”55岁的横泾桥社区党总支书记黄水跃说。

　　和腰包一样鼓起来的还有人口，目前横泾桥社区户籍人口2611人，而外来人口超过1.2万人，给社区治理带来新挑战。“这几年持续推进新居民党建工作，实现微网格的精细化管理。”黄水跃说，基层治理需要依靠老百姓的智慧，在法律的框框内加强自治。

　　把小微权力关进“笼子”

　　一个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农村菜市场，却因村民认为村干部“有利可图”而搁置。在宁波市宁海县，这场乡村治理风波最终因《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的出台而化解。

　　宁海县桃源街道下桥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村里的老菜场较为简陋，已难满足群众的日常需要。2012年，村班子经过调研摸底决定建一座新菜场，但很多村民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表示反对。“当时有传言说村干部想借机赚钱，村民代表就不同意。”村民王万永说。

　　12次村民代表大会开下来，菜市场建设工程始终没能通过。宁海县纪委常委葛知宙表示，过去因为村级权力没人监督，老百姓对项目具体操作过程不知情，就容易引起这种不信任。

　　针对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宁海2014年探索实施了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为小微权力运行建章立制，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下桥村按照“36条”规定，通过党组织提议、村务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群众评议等规范性操作，得到村民认可。当年，桃源菜市场顺利建成并招标出租，有效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

　　2018年，沾着泥土气的“宁海经验”写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决定》。这份决定提出，实现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村（居）全覆盖，防止基层“微腐败”，促进乡村治理。

　　让城市运转“耳聪目明”

　　2020年7月16日拍摄的诸暨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大门。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门口一行标语颇为醒目——找个说法、想个办法、解难“最多跑一地”。“老百姓碰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个办法解决问题。”负责人李国女说，中心已基本实现部门“应入尽入”。

　　综合信息指挥室大屏幕上，各类数据流交汇显示，为中心运行提供大数据支撑。截至6月底，该中心共登记群众来访1681件，分流至信访、公安、各类调解组织等渠道。

　　通过发动社会多方力量参与，浙江形成了县（区、市）、镇街、村社三级联动的金字塔形矛盾化解模式。2019年，该省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0.4%，法院新收诉讼案件由连续多年高位增长转为下降。

　　不仅矛盾调解“耳聪目明”，城市治理也心中有“数”。从“数字治堵”“数字治城”到“数字治疫”，杭州运用城市大脑有效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

　　“市民可以更好地触摸城市脉搏、感受城市温度、享受城市服务。城市管理者也可以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作出科学决策，提高城市治理效能。”中国工程院院士、杭州城市大脑技术总架构师王坚说。

　　这是杭州城市大脑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基地外景，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坐落于此（2020年4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据统计，杭州城市大脑目前包括公共交通、卫生健康、基层治理等11大系统48个应用场景，日均协同数据1.2亿条。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