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味人间》第二季已经播出过半。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的精良制作，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

作为一部以美食为主题的纪录片，《风味人间》并不局限于呈现美食，也希望能够将饮食背后的人文思考传达给观众。可以说，《风味人间》是相当“有文化”的，它之所以能够广受好评，不仅是因为美食强大的诱惑力，也是因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例如在第一集《甜蜜缥缈录》中，纪录片介绍了各种各样甜味的美食，但在最后却转向甜的反面——苦。这并非偏离“甜”这一主题，相反，这恰恰是对“甜”的升华。

苦瓜，南方人也叫它凉瓜，顾名思义，是人们用来清热的食材。世界上大多数苦味物质，都来自植物。与甜相反，苦是一种预警信号。但中国人却从中找到甜的线索。天然苦味化合物在口腔缓缓沉淀，此时却有一丝甘甜，仿佛自舌根袅袅泛起，口舌生津，余韵绵长，中国人称之为回甘。这是甜味体验的另一番境界。原本让人望而却步的味道，凭借巧思、忍耐，加上一双手和一些时间，竟能使人们巧妙地抵达它的对岸。

——《风味人间》

苦与甜不是绝对对立的，苦中蕴藏着甜，而这种苦中之甜或许只有中国人如此热衷。很难说这与中国人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毫无关系。苦与甜的辩证哲学思考巧妙地体现在中国人的饮食之中。

第二集《螃蟹横行记》介绍了多种关于螃蟹的美食，每一种都色香味俱全，着实诱人。正如片中所说：“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物能像螃蟹这样，庙堂与江湖一统，婉约与豪放兼容。千百年间，它曾经幻化出无穷滋味。”对于中国人来说，螃蟹是一种独具魅力的食材。

而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食用螃蟹的方法，但最为雅致的还属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不信，你且看张岱《陶庵梦忆》中的这篇《蟹会》，其中对螃蟹的描写真是让人垂涎三尺。

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为蚶、为河蟹。河蟹至十月与稻粱俱肥，壳如盘大，坟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螾。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一到十月，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期于午后至，煮蟹食之，人六只，恐冷腥，迭番煮之。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窳以谢橘、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由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

张岱出生在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威望与学术成就的家庭，并在晚明的繁华奢靡中成长。住在优美的园林中，环绕着他的是古董、超过三万卷的藏书、家庭戏班和诸多歌妓。自中年始，随着明王朝的灭亡，他只能在贫困中勉强度日。

张岱少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其饮食自然也是非常讲究的。因此他才能够写出《老饕集》这样的作品。《老饕集》其实是一部食谱，是在张岱祖父所编食谱的基础上完成的，只可惜早已佚失。不过，从张岱的其他诗文中，我们仍可窥见其对食物的痴迷。

张岱可谓是古代“吃货”的代表之一，像他这样痴迷食物且精于食物的古代文人还有很多。他们为饮食赋予文化内涵，甚至连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作品都成为了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于饮食的解读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物质享受。饮食常常作为表达更广泛的个人和文化政治的手段。

饮酒

饮酒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古诗文都反映出这一点，我们所熟悉的古代“酒鬼”也有不少。关于酒，自古迄今也有许多传说和故事。

周公姬旦在推翻商朝之后向他的子民发布了著名的《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的文章。

虽然孔子是周公的忠实的追随者，但他对酒的态度却较为宽松：“（君子）惟酒无量，不及乱。”只要不沉溺而丧失自我，饮酒是有美德的君子们可行之事。

到了汉朝，对于饮酒的道德约束开始松弛。但汉末以及魏晋时期，政府对酒的限制又变得严格了。写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一诗句的曹操曾经下令禁酒，他禁酒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社会的不安与动荡。

在整个魏晋时期，生存的焦虑以及危机感是许多文人的共同的痛苦来源，他们发现自己与乱世和险恶的政治格格不入。在东晋相对较稳定的政局下，对生命转瞬即逝的思索更是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而“饮酒”让当时文人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了解。

陶渊明、王羲之、竹林七贤等许多文人墨客都借酒抒怀。酒提供了灵感，丰富了人格，使人能抵抗现实中的压抑。它的积极作用在于让人回归本心，过上能主导自己命运的生活。

从魏晋开始，在传统士人文化中，酒越来越代表一种个人的与审美的精神。在唐朝之后，文人饮酒不再如魏晋士人那样有着狂放之举。但也许正是这个温和的维度而不是魏晋放荡的“清谈”，使得酒与“风流”在中国文化中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馒头

〔孔明〕唤行厨宰杀牛马；和面为剂，塑成人头，内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馒头”。当夜于泸水岸上，设香案，铺祭物，列灯四十九盏，扬幡招魂；将馒头等物，陈设于地。三更时分，孔明金冠鹤氅，亲自临祭，令董厥读祭文。

从历史上看，《三国演义》把馒头的发明归功于诸葛亮很可能有误——馒头这个名称在宋代的《事物纪原》中才首见记录，但这里对他用馒头替换人头来做献祭物的描写却表现出食物作为文学主题的重要性：

这个故事有意识地使用这一主题来凸显诸葛亮作为战争中一位具有人道关怀的将军的形象。此外，它也突出了几个重要的文化事实，最重要的是反映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蜀汉因其同情与仁的观念而区别于南蛮，其政权具有道德优越性（及合法性）。

喝茶

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

九日山僧院，

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

谁解助茶香。

整个唐代，特别是自中唐之后，对茶的消费便已流行于全国各大城市之间。唐代诗人对此常有提及。然而，虽然这一饮品已流传广泛，文学书写对茶的处理方式却有狭窄化的倾向。诗人几乎总是将之与隐士、仙人、尤其是佛教僧侣相联系——因为僧人有以饮茶祛除长时冥修之困倦的漫长历史。上面这首由8世纪诗僧皎然（730—799）所作的诗歌，便足以体现唐诗对这一主题的常见联想方式。

诗中的对比建立在缺乏雅兴、单知饮酒的“俗人”与能够品解茶及其微妙香味的少数精英之间，后者正是类似皎然的僧人及其隐士朋友陆羽（733—804）所隶属的群体。陆羽是《茶经》——一部关于茶的最重要经典的作者。虽非僧人，陆羽一生多有寓居禅院的经历，故而应当在与僧侣的交往中积累了大量关于茶的知识。第二句中的“菊”是重阳诗歌中的传统主题，而“东篱”则让人即刻联想到醉心于菊花的隐士陶潜（365—427）。此诗剩余部分中的重要元素则是第三句中提到的“泛酒”一词，意指重阳节时将菊花置于酒杯中泛溪流而下的习俗。这是俗人度重阳的方式，而皎然和他的朋友却选择了更为高雅的享受：饮茶。

酸梅丸

如果把“梅”当成一种滋养品，在明代，它不仅深受公众的欢迎——当时《山家清供》这类烹饪著作，提供了茶饼、粥等至少六样与梅相关的独特食谱；

小说《金瓶梅》中“梅”作为食物的解释有效指涉了庞春梅的个性。小说临近结尾，出现了一种名为“酸梅丸”的食物，西门庆这样向应伯爵介绍它的性质：

你做梦也梦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捎来，名唤做衣梅。都是各样药料，用蜜炼制过，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橘叶包裹，才有这般美味。

可以推想，“酸梅丸”的制作程序费力而又耗时。经此长期过程，梅子这种原本普通而易得的食物种类，转变为不再具有梅子原味的罕见美食，以至于应伯爵无法辨别它究竟为何物——这个过程正与庞春梅从低级侍女变为周守备府夫人的经历相对应。

的确，庞春梅最初是吴月娘用“十六两银子”和“几匹大布”买来的，她地位的提升与酸梅丸的变化经过相互映照：庞春梅身着的贵重衣饰是她的身价标识，她最终获得的待遇庶几同于蜜液和草药包裹的酸梅丸。

饮食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但如今，我们对食物的追求不再仅仅是果腹，更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享受。美食不仅让人感到嘴馋，还会眼馋、心馋。

不过，并非只有吃东西才能解馋，看美食纪录片可以，看书也可以。《臧否饕餮》就是一本能够解你“心馋”的书。书中不仅介绍了各色各样的美食，更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吃吃喝喝”竟然这么有文化！